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的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第一次怎么见面的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1946年底1947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边,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似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写一部美丽的戏。
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至于他的做文,唐弢先生是说得再准确没有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
黄裳兄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从上世纪的1947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受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我特别喜欢黄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饯梅兰芳》、一是解放后的《陈圆圆》和《不是抬杠》。
《饯梅兰芳》一文的历史背景和几十年后重翻波澜的情况就不赘述了,想想看,当年的黄裳兄才不过二十几岁的人,有那么深刻的胆识、那么宏阔的气势,敢面对大权威作好意委婉的规劝,文章是那么漂亮,排解得那么清晰,遗憾归遗憾,谅解归谅解,事情却是铁板钉钉,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气。这钉子是黄裳敲下的。
一个人的文章好,总是给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线索;正如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
黄裳兄这一生为书遭遇过烦愁也享受过泡在书里的快乐。人常常称呼这个是读书人,那个是读书人,要晓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
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分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宴;我再到上海,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着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座谈会说好我要参加的,“老了!打不动了!”眼看从凤凰到张家界四个多小时的汽车,还有个来回,写了个小小发言稿,抒发友谊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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