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始信妾身有主

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通缉执政府高官,以“老虎总长”闻名的章士钊远飏欧洲避祸。旅居德国时,章士钊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大骇”,继而“大悦服”。
初闻新知,难免手痒。章士钊想效仿德国学者,“以心解移治文史”。他写了一篇《五常解》,发表于《东方杂志》二十六卷十三号。五常就是中国传统礼教中的仁义礼智信。章文新解五常,力证这五个字都是从性欲情事而来,后来“引申无已,始渐泛应一切事物,期于曲当”。他说,先民社会,“仁义礼智信”五字新创,“仁”是男女二人;“义”是女子“缘附一人,禁制他人奸之”;“礼”用于“缀淫”,于滥交中见小清新;“智”是在众多淫娃里辨认佳偶,赠钗饰以为记认;“信”是“干女二次”,干女一次,女子并不知此身何属,“若连干二次以上,因缘渐成固势”,女子始信妾身有主。
章士钊的考证方法取法德国新派学人。当时与弗洛伊德互相呼应的德国语言学家屡屡别解古字。如“床”字通义为“眠”,但被别训为“压”。“压”正是男女性交最标准的传教士体位。现今世界各种语言,都以“上床”代指性交,大合德文古意。
瞿兑之在《杶庐所见闻·“中”为象形字》里提及章文:“近年章士钊创《五常新解》,以仁义礼智信皆从性交关系而出。郭沫若释‘祖、妣’二字为两性器官,浅人诧为大胆。余按:昔人早有此种议论。”接着瞿兑之引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日记》说,清人曹籀着书,称“中”字为男子之私,象形字,“人以为怪,余谓此实有据,惟籀不能援引,其所言多妄耳”。李慈铭随即援引《逸周书》、近人谢氏、《左传》、《中庸》、《汉书·律历志》、《说文》、《春秋》、《管子》多种典籍,不拘儒者之论,细考“三代相传制字之精义”,从容证得“中”字原来是个鸡巴象形。瞿文不过千言,随手抄一段笔记,议论不到百字,以李慈铭的正道治学,明斥“浅人”少见多怪之陋,又微讽章郭“不能援引”之妄。见识功力显然高章一筹。
文史大家周劭生前留言:“论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梁新会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着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
瞿兑之学问渊博,有目共睹。但他的创见卓识,却很少有人提及。连亲炙门庭的学生,也说他有“观点的盲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瞿兑之的旧着多有重印。仔细检阅,真不知“观点的盲区”从何说起。瞿兑之是个见识非凡的读书人。他的高明想法,有时候述而不作,让史实和材料说话,埋藏在选题和叙述之中。很多时候他也会议论风生。他的议论中正平和,即之也温,从不故作惊人语,从不作无根浮谈。那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读书人的见识。
我手边有一本世界书局1944年印行的《中国骈文概论》。骈文在我们的印象中、在各种文学史的教材里,是一种腐朽的文体,离生活语言最远。瞿兑之劈头第一句话,就让人耳目一新:“中国许多口语,是以骈体出之的。中国语的特点在单音。因为单音的原故,所以用骈体组成的语句,容易引起联想与美感。阮元说得最好:‘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衍误。故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骈偶是天赋予中国文字的特点,利用这特点,方才有许多美文。”瞿兑之明确地下一断语——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两汉至初唐:“这一段时期中,确曾出过不少的文学天才,确曾遗留不少的杰构。他们没有什么义法的拘束。就是骈偶,也并不是每句非对不可,就是用典,也不是每篇非用不可,所用的典,也不是非叫人不懂不可。他们能细腻的亲切的写景,能密栗的说理,能婉转的抒情。能说自己所要说的话,能说了叫人同情而不叫人作呕。这些都是骈文里面的好处,而近五六百年通行文体里面所不容易找到的。”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铢庵文存》,其中《读〈日本之再认识〉》,字字沉痛地检讨宋以后的中国,可圈可点之处太多,不能一一抄录,有心人不妨找来一读。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生问到胡适鲁迅当年之争,瞿兑之回答说:“他们都有一批青年追随者,不过追随胡适需要读书,追随鲁迅不需要读书,所以追随鲁迅的人更多。”这是我读到的关于胡鲁之争最巧妙、最委婉,也是最中肯的解释。及至今日,青年导师代有奇葩,眼下各路追随者完全不必读书,连青年导师自己都已废书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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